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纪念馆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图为胡适墓园内的胡适雕像。 中新社发 邹辉 摄

中共创始人和第一任中央书记陈独秀的照片最近出现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醒目地高挂在“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前面的首要位置上。 中新社发 贾国荣 摄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并峙的双峰，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对巨擘。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品性至今仍值得世人解读、破译，而两人之间的友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值得人们深思与怀念。何况两人的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胡适在与陈独秀政见完全不同、已分道扬镳的情况下仍不遗余力地营救陈独秀颇耐人寻味。

那么，这是为什么?

胡适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胡适出生于皖南山区素有“绩溪牛”之称的绩溪。那儿襟山带水，风光旖旎。即使在今天热火朝天的市场经济中，这里依旧群峦重叠山峰苍翠，既无机器轰鸣之忧，亦无溪水污染之患，民风依旧淳朴。胡适的性格很像这里的田园山水，一派自然风光——“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与他交往你会有那种青山绿水间春风拂来沁人心脾的感觉。这大概也是胡适一生朋友多的原因。胡适自己说:“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陈独秀生于皖北长江边的安庆，气势恢宏的长江襟怀坦白，一泻千里，奔腾入海。陈独秀的性格就如这长江，百折不回，愈挫愈奋，且光明磊落。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胡适出大名肇端于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与陈独秀一同祭起了文学革命大旗，呐喊民主与科学。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17年1月，胡适那篇被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二卷五号上刊出，文中正式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胡适公开举起“文学革命”的义旗首先“发难”，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最后两三年间的潜心思考，现在瓜熟蒂落了。他从文化意义上为中国进入新时代跨出了惊世骇俗的第一步。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化界之雷音”。紧接着陈独秀就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先锋”的头衔赠与胡适:“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陈独秀表示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时间，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而在这之前，胡适就已开始思考并为白话文造舆论了。1915年8月他在《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说:“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常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国之白话是也。”还说，“此问题至重大，不当以意气用事，当从容细心研究之”，并建议大家以“国文”为题进行讨论以求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