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拒遗忘

尽管多为当事人的采访纪录，写法也多为聊斋式的笔记体，语言也控制得近乎无血无肉无情感的瘦骨嶙峋，但同此前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一样，杨显惠仍将他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定义为小说。

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有可能抡过来，非钢头铁臂，杨显惠焉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特别是当它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坏人”造成的时候，你也没有恨了，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这黑暗的日子。

正史早已为那段历史做了结论，制定和推行那种“左派”幼稚政策的人也已作古，人们似乎也选择了原谅和遗忘。领导一个全新的制度，管理一个贫穷的大国，哪里避免得了失误？更何况，当事人怀有那样崇高的动机和理想。更何况，那样的饿死人事件，只是一个大国的局部，几百万比七八亿的局部。

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杨显惠的写作既是伦理的忠诚，又是道德的践行。他在上山下乡和后来工作过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认识了一些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朋友们透露的人生经历，在他内心唤起了“不该忘记”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成为他的梦魇。他是为了那些“不该忘记”的才当了作家，还是当了作家才想起那些“不能忘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远离西北的天津，他每年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自费沿着朋友提供的线索，去采访，去寻找，终于写成《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的，非关个人也非关家族的“整个中华民族之痛”。

曾以《黑夜》一书而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同威塞尔不同的是，杨显惠不是定西孤儿院的孤儿，也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无权作为见证者，《定西孤儿院纪事》也不是本来意义的“见证文学”。但考虑到他采访的见证人自身无文字呈现能力，作者扮演的应是见证者代言人的角色，他无权如威塞尔那样被称为“人类的信使”，但却无愧于“历史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在当今小说的名声被商业化写作、游戏式写作、个人情感渲泄式写作严重败坏的时候，杨显惠的写作方式和他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作家人格的高贵、高尚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