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一九五四年三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一九五七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一九五七年四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