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酣耳热之际，五十八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一九六五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十九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一九六Ｏ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四十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一九六五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一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十六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