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高教授还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遭遇。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法学界和司法界是重灾区。就说参加过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那些中国法学家，遭灾的也不是只有高文彬一人，比他地位更高名气更大的法官梅汝璈，在外交部条法司被打成右派分子了。担任过审判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法学家杨兆龙，1955年的肃反运动成了肃反对象，1957年又成了右派分子，1971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瘐死狱中。比起这两位，高文彬要算是命大的，他总算活着等到了自己的平反，有机会对公众发表“不要忘记惨痛历史”的感想。

梅汝璈、杨兆龙、高文彬，都是法学教授，都是精通法律的法学专家，为什么竟不能用法律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啊！“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也真太可怕了。说它可怕，还不只是多少善良的人们遭受到无端的迫害、弄到身陷冤狱妻离子散，更是它颠倒了是非，把功绩看做是罪行，把那些有利于促进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都当作反动观点而加以批判。像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主要就是因为《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这篇文章，提出从速制定一些重要法律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已经采用的“无罪推定”的原则，当年都是大受批判的右派观点。一批法学家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并不是什么令人费解的事情，这不只是他们个人遭了灾，而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被粗暴地阻断了。

高文彬希望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当年日本侵略的惨痛历史，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我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要忘记肃反、反右这一连串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鲁迅的《半夏小集》里有这样一段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话是鲁迅去世前不久写的，可以看做他最后的遗言吧。我以为，不应该忘记日本人造成的灾难，也不应忘记中国人自己造成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