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合众社:东北不复为富庶工业区,“九一八”后日本辛苦经营之结果,已尽付东流,盖东北无数工厂,已被按部就班搬运一空,各种机器,不论大小,自火车头至旋凿,皆被苏军当作战利品车载而去。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 “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如(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中国记者的统计资料、鲍莱调查团的统计资料和东北工业会及日侨善后联络处(下称“东北工侨”)的调查资料都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这些资料中统计数字的出入主要因调查详略和货币换算不同所致。例如,鲍莱调查团的资料,当时认为是权威性的,但事后发现,鲍莱的调查并不全面,首先,许多地方就没有去调查,而且换算也有失误之处,据鲍莱的估算,苏联拆运所造成的损失为895,000,000美元。相比之下,“东北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就更准确一些。该处于1946年冬组团,对东北工业所受损失的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调查。调查团各组有21名前东北各事业高级主管,了解实际情况,判断事实与估算方法也比较可靠:损失程度以恢复原状估计,损失额折合为美金,以珍珠港事件前10年美金与日圆的比率和1934—1945的10年中机器和材料的物价指数折算,100日元等于23.53美元,机器价值均摘自各厂账簿。按“东北工侨”的统计,损失为1,236,211,000美元。但占东北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于2,000,000,000美元(币值以战前为准)。

“东北工侨”的调查,凡与鲍莱报告出入较大之处,均说明理由。例如,关于非金属工业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为10,000,000美元,“东北工侨”为60,815,000美元。“东北工侨”解释说,鲍莱团仅述及大矿二所及小矿若干之损失,“而本团则亲至大矿十四处详细调查,求得其损失如上,此外尚有大矿十家,无法前往,其损失如何,亦无从探知”。而电报电话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则大于“东北工侨”的数字,“东北工侨”也如实作了说明:鲍莱得出损失为25,000,000美元的数字,是因为鲍莱团假定全部损失为全部投资额的60%,“本团(“东北工侨”)查得满洲电讯之投资几集中于新京、沈阳、大连三处,而遭受损失者亦以上述三处为重,达18,500,000日元之多,如以4.25除之,则得是4,588,000美元”。这种追求实际、不追求数量的调查资料当然具有说服力。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对苏经济合作代表张嘉一到东北,就按照政府指示,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联大肆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一口咬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战利品,毫不让步。1945年底、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直接要求斯大林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因为中国人感到耻辱。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此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一提到这次大拆运,总是理直气壮,还编造了种种理由,毫无歉意。其实,苏联这样做,即违反公理,也违反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