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他上书痛批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其所作所为“不及汉文帝远甚”。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上，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专门读了海瑞的事迹，有半月时间，那本载有《海瑞传》的《明史》常置案头。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他还表示：“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就是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真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顾虑。”在毛泽东眼中，“三面红旗”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错则错在具体政策上，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当政者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扑朔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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