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力是在继承中逐步提升的。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思想，均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与刘邦、成吉思汗等“大老粗”心雄万夫，胆气超群，在乱世中敢于出头，勇于任事，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做事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但是，单凭这一点也并不足以成大事。朱元璋得刘邦之心法，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其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梦想。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这里所谓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固加高城墙，以增强防卫能力的措施。朱棣等承其遗志，更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两个基本口号，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亦当作如是观。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在书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作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历时二十载、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交代，其中坦称原稿“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这反映出他虽身居九五之尊，但原来身处草根阶层的无奈和怨苦仍在其心中刻下了磨灭不去的烙印。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泽东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相当仔细，甚至一些具体的历史环节也不放过。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毛泽东读到《明史》涉及此事的时候批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在他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在枪林弹雨中经受锻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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