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敏学还记得那一年，场部的造反派在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怂恿下，揪斗在农场落户的“大右派”丁玲，她两年前从汤原农场转到宝泉岭农场。在农场的正式史志里，1966-1968年发生的事情常常是语焉不详。

1968年，伍顺光是农场修配厂的修理车间主任，被要求“当官儿的靠边站”，被赶去开推土机修公路，一个月以后再被揪回来，天天写检查。

写检查中断了，因为进入了“防修反修一级备战”。随着苏联不断向中苏边界增兵，中苏边境摩擦日益频繁。

1968年6月1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次年3月2日，珍宝岛战役就在八五九农场东南方向打起来了。已经成为“三师23团”的八五九农场先派出了第一批上前线的人，伍顺光进入了第二批预备队。他还记得，速战速决的战役中，农场牺牲了四个人，包括修配厂的同事彭福旺。

“我们也有两只手”

1969年7月，黑龙江鹤岗市18岁的初中毕业生关吉禄，来到黑河的建设兵团一师，和他一起到达的，是1000多名鹤岗知青。和其他同学一样，关的行李中，带着四套四卷本《毛选》。

让关吉禄们来到北大荒的是前一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该文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关吉禄背得滚瓜烂熟的“12·11指示”掀起了狂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1700万年轻人的生活轨迹。黑龙江建设兵团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垦荒者，共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共约45万人，一度达到职工比例的65%.

“兵团战士”并不是人人能当，持枪的武装连队，就更是强调“根正苗红”。在最初的两三个月，关吉禄这样“地主”出身的知青，就不算“战士”。他只能用“傻干”表达改造自己的决心———譬如，一天用铁锹徒手挖地，挖了二分八。他虔诚而勤恳，终于有了“战士”身份，并成为勤杂班的班长。一周一次政治学习，每天吃饭要“三敬三祝”:面向墙上挂的毛主席像，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有一天，印着领袖像的毛选扉页在茅厕里被发现了，整个连队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批判学习……

关吉禄对知青中悄悄流行的“禁书”和“手抄本”毫无概念，对于自己在兵团时期的思想动态，他说:“我这样的出身，不敢说太多话。”直到1985年，“血统论”式微，34岁的他才入党转正。

除了严寒，关吉禄还记得晚上经常在营地附近看得见信号弹升上天空；兵团的6个师通讯地址都如军队一般保密，各以“建”“设”“钢”“铁”“边”“防”中的一个字起头，实行建制信箱号———这给人“戍边”的神圣感。只是晚上十点多经常摸黑“战备集训”，让大伙儿洋相百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1967年就志愿来此下乡的北京知青杲文川，本是为了逃避高知家庭出身带来的政治歧视，但到了北大荒便被编入“牛鬼蛇神班”一年，从事最脏最累的劳作，譬如，把冻成冰柱的粪便敲碎。而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北京知青黄一丁记得，“那是极限状态的单调、匮乏和劳累”:5点下地，在太阳暴晒的气味中干到7点收工，浑身麦芒的不适……他用反映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来比拟自己的兵团生涯。

就在关吉禄来到北大荒的第三年，一件大事让“三敬三祝”的仪式戛然而止。这年秋天，关吉禄被营教导员带去团部学习，开会的方式相当神秘:哨兵必须撤到会场五十米外，并保证没有任何人靠近会场。会上通报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并要求在连队正式开会通知前不得外泄。提前泄露消息的一位知青就被关了禁闭。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干部子弟以各种方式返回城市，悄然成风。

1972年，福建一位叫李庆霖的知青家长、小学教师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下乡遇到的困难；他收到毛的回信，和300元资助，并从此成为风云人物。这直接导致次年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召开。会议期间，一些调查资料引起高层震惊。如大量知青遭到兵团干部、现役军人暴力迫害，据不完全统计资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发生365起奸污女知青事件，那一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和四十六团参谋长李耀东，因奸污女知青数十人而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