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自己承认，他跟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所以来自梁的褒奖是颇为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敌人的赞美。

其实，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的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授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所以他对康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很多人揭发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李鸿章干脆承认:如果说支持变法就是康党，那我确实是康党。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一点上李鸿章特别圆滑，他说“不与闻废立之事”，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因此放了他一马。

天津教案扶上青云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快40岁才中了进士，他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是一种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上说，远超过同乡、同学、同族……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初为京官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联系与参照，无形中成为一个整体。

李文安是刑部司法官，有清廉正直之名，他性格内向，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近。当时的曾国藩不过是一员普通京官，而李文安却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与李鸿章去拜曾为师，学“经世之学”，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家族的最高智慧。

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中国此后长达百年的乱世拉开序幕，在天子脚下摇了6年笔杆子的“翰林”李鸿章，也被拖回老家干起了“绿林”。他的淮军体系，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1870年天津教案，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衙署，一边是中国人焚烧教堂领馆，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七国连衔抗议，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集结大沽口，直接威胁北京。慌乱的清廷马上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在处理此事。曾性格正直，希望秉公直断，处理方案是百姓洋人各打五十大板。结果两边都不领情，愈闹愈凶，事情还没办完，曾国藩的身体就垮了，一年后去世。

李鸿章手段圆滑许多，他知道事不宜拖，快刀斩乱麻:赔偿洋人50万两，条件是军舰立即退兵。杀掉主要“打教”的20人，充军发配25人，就双方死伤人数来说，基本是一命偿一命。据说到了真正处决之时，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其中一些是从监狱里拉来的死刑犯冒名顶替的。

清廷一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本事不小，又会带兵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写得又好，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以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于是很快，李鸿章就接到任命，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即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英国大船商之妻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中，这样描写李鸿章:“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但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