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源于自己的施政方针能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为官一方，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知道，能够“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语是不能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深入。

再次，张作霖的性格使然。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张作霖敢做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也因为如此，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官文口语化、大众化的起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在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近代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它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应该是第一人。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就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注:告示原文无标点，为方便读者，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