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6日，记者在滨江宾馆采访了前来南昌出席新四军成立七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第三子叶华明先生。这是一位73岁、身材魁梧的老人，身高与叶挺将军一样为1.8米。他虽然一头白发，但身体硬朗，气度不凡。这位在改革开放中曾经风靡全国的科技领军人物，乃先科之父——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叶华明先生侃侃而谈，讲述了他与父团聚和分别，以及如何南下深圳搞科技的动人故事。

兄妹从小跟随外婆长大

我1934年10月出生在澳门。我们九姐妹，七男二女，我排行老四，除大哥叶正大出生上海，其他八个都出生澳门。那时，父亲长年在外为革命奔波，母亲曾跟随父亲漂流国外，我们基本都是外婆带大的。外婆是广东东莞人，她有一双劳动人民的大脚丫，是个典型的广东劳动妇女，早在1969年就去世了。

父亲与周恩来等领导南昌八一起义后，又受中央委派领导广州起义。当时，父亲不同意组织广州起义，原因是我们的工人纠察队力量太小，不可能战胜十余万国民党正规部队。广州起义几天后，父亲到马来西亚躲避，几个月后被通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是莫斯科，王明批评父亲没有搞好广州起义，且不准他申诉，一气之下，父亲离开莫斯科，脱离党组织而去了欧洲，漂流了七八年时间，母亲也去了西欧与父亲团聚。这些岁月，我们一直生活在澳门，基本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是那样的陌生。

全家短暂的团聚

1937年，父亲回国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父亲被国民党囚禁于上饶等地，后监禁在湖北恩师。此间，我们兄妹和母亲迁桂林居住，母亲思念丈夫，兄妹思念父亲。我们盼啊盼，直到1942年，在中共的周旋下，蒋介石被迫释放我父亲，他终于有了一段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日子。父亲回到桂林后，我们一家人在住在桂林观音山生活了半年，当时我在观音山小学读书。这些日子，是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团聚岁月，父亲白天到山上放羊，傍晚才回到家中。晚上，一家人悠然自得，亲密和谐。然而，好景不长。一天，父亲突然失踪了。一家人急得四处寻找，没有结果。过了三天，一家正在失望中，家里来了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拿着我父亲的字条，要见我母亲。母亲见字条是父亲的亲笔信，上面写着:“我已到衡阳，蒋先生要我回恩师，你把三个孩子让他们（特务）带来陪我。”母亲担心三个孩子的安全，但见信无疑，便照办了。母亲写了一封信，用针线缝进我的衣服里，嘱咐我们兄妹一定要注意安全。

父亲再度入牢房

原来，对父亲一直存有戒心的蒋介石，为防止桂林何香凝、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对父亲的正面影响，便决意将父亲再度入狱，弄回到湖北恩师监管起来。我们兄妹三人跟随特务在桂林火车站上了火车，次日中午便到了衡阳。特务把我们兄妹三人领到了警备司令部，只见司令部大厅里的一个大方桌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此人正是父亲。我们兄妹三人围了上去，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阿爸”。我们在特务的监管下，与父亲到了湖北恩师，一呆就是三年，直到抗战胜利。这三年，父亲生不能上抗日战场，死不能去见冤死沙场的新四军将士，在抑郁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逃离特务的监视寻找周恩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父亲的命运带来转机，相反，蒋介石紧紧盯着父亲，因为老蒋知道，父亲要是被中共用了起来，对于他打内战来独裁天下，必将带来新的麻烦。又是，他又要父亲到重庆去。这年8月，在特务的监督下，我们与父亲离开恩师，从宜宾坐船去了重庆。在重庆的一个小旅馆里，父亲和我们兄妹住楼上，特务们住楼下。那年，已经11岁的我已经懂得照顾比自己小一岁的妹妹叶扬眉，也懂得如何理解父亲，并按照父亲的话去办事。父亲考虑到让三个小孩跟在面前，受特务监管，不能上学，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便思量着如何让我们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先生。父亲躲开特务的监视，写好了一张字条，上书:“我已到重庆，三个孩子交给您照顾，拜托了！”字条言简意赅，革命者之间不须多费口舌，他们似乎就是用心来体会和关照对方的。我们乘特务只留下一人监视之际，溜出了小旅馆，向着曲折的小道迅速跑出去。没这多远，一个特务回旅馆，与我们碰了个正着，问我们去哪？我眉头一皱，计是心来，立即回答道:“父亲想吸烟，叫我们去买一包回来。”特务见我们不像撒谎的样子，便没有在意，只是说，快去快回。我们躲过了特务的盘问，顾了两辆人力车，并嘱托车夫说:“我们多给你钱，你快点把我们送到曾家岩50号。车夫一边点头，一边猛力拉车，直奔目的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