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