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7日，国民党驻台湾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二十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二十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冲破国民党飞机的尾追堵截，历经了7个半小时的艰难飞行，带着200多个弹孔，终于降落在我解放区徐州机场上。杜道时也成为从台湾驾驶飞机起义飞归大陆的第一名飞行员。

杜道时1917年2月生于山东高唐县南街的一个书香家庭。1933年，杜道时在北平四中毕业，后考入汇文中学。1935年冬，他在北平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思想更趋于进步。1936年冬，杜道时不顾寡母的极力劝阻，放弃了升入清华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毅然报考了国民党航校。

1943年，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因需要补充飞机，杜道时被派赴美国接收B—24新型远程轰炸机。在留美期间，斯诺等进步记者报道延安革命进步情况的英文书刊《红星照耀着中国》等，成了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刘善本交流读后感想。再加上国内师友早有介绍，使杜道时对延安的廉洁朴实、艰苦奋斗、团结抗日的革命精神更加敬佩神往。基于对进步和光明的追求，对延安的向往以及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痛恨，杜道时此时已经萌发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1946年，刘善本在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从国统区驾机起义飞赴延安，不但震动了国民党空军当局，同时也给其他爱国的飞行员提出了“到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为之提供了可效法的榜样。刘善本起义后，尽管国民党空军当局对飞行员加强了控制，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挡飞行员追求光明的正义之心。

1948年夏，我党胶东统战部负责地下工作的杜鸣（杜道时的堂弟），代表党组织对杜道时起义的愿望表示欢迎，同时规定了联络波长，摇机翼、投保护伞等联络信号，并在上海同乡刘志成家和镇江建立了地下联络点。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空军仍然狂轰滥炸，妄图阻挠我大军南下，同时也暗中加紧了逃台的准备。1月25日中午，突然宣布撤逃台湾新竹，他们安排杜道时携妻女分乘两架飞机到新竹。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撤至新竹机场后，已有三分之一的下级官兵逃散，秩序更是混乱不堪。杜道时觉得这正是开展策反工作的大好时机。

为了在敌人的监视下继续同起义机组人员保持联系，杜道时就让爱人利用上街买菜等机会，代他前去。正当杜道时日夜渴望得到胶东党组织的指示时，3月，他收到杜鸣从上海寄来的化名信，当他看到信尾署有预先约定的密语“祝努力”（即飞回之意）三个字后，高兴极了。与此同时，杜道时还收到了太平（刘善本的化名）“盼相见”的密信，两封信寥寥数语激起了他心头的万丈狂澜。

接到指示后，杜道时立即让爱人分别通知起义机组人员秘密来家协商。经周密计划，他们决定找准时机劫机起义。当得知3月中旬有几架飞机要出动的消息时，王志云已单线联系好空中射击士和机械士20余人，并做好了劫机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狡猾的大队长张培义以“集中保管、避免锈蚀”为借口，下令收缴所有空勤军士的手枪。没有枪支难以劫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架架飞机飞走，真是心急如焚。面对更加森严的封锁，杜道时预感到，在通向光明的征途上，必然要经过一场惊险的生死搏斗。抱定奔向光明信念的杜道时，这时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4月10日，为避开中队长和特务们的“星期天拜访”，早饭后，杜道时携妻女搭车去海滩玩。来到海岸不久，他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急驶的汽车声。循声望去，从停在岸南路口处的一辆中吉普上跳下来几个人，打头的是空军第八大队政训室主任谢某。杜道时见敌人尾随追来，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着妻女沿海岸向北漫步走去。

正在这时，有一个身着浅绿色布夹克的修长身影，疾步向他走来。“杜分队长，可见到你了！”杜道时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朋友——原空军第八大队的机械员郝子仪。共同的爱国思想，早已把他俩紧密联系在一起。

4月16日晚10时，杜道时正要上床睡觉，郝子仪偷偷进来轻叩房门。郝子仪低声告诉杜道时，二十大队中队长毛尚贞（蒋经国的表弟）明天早晨要驾驶一架C—46飞机去南京，并安排他准备一架飞机。郝子仪便顺水推舟，专门挑了一架全大队最精良的333号，并将油加足。杜道时高兴之余，本想马上去通知本机组的起义人员，但因时间太晚，又处在敌人监视之下，自己又不便冒险去通知，最后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