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位康奈尔博士，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同一政治目标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开枪者被当地警方连打带推地塞进汽车前，响亮地大呼一声:“Let me stand like a man！”。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

平时腼腆温和的黄文雄的突然爆发，虽然令过去熟悉他的人震惊，但黄文雄仇恨大陆人却人人皆知。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就在白色恐怖中入狱。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美国人的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

第二天，接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的歉意时，蒋经国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 意外事件’了。”

不过，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是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这一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固然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治下并未有明显显现，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但凡独裁者，哪怕开明如蒋经国，都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正如张国荣在《红色恋人》中的那句台词:“他只能听得见枪声。”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开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的李登辉此时进入蒋经国视野。

1972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是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而李登辉只有一年党龄。此后，党内新同志李登辉成了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必不可少的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