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还在读中学的我就开始读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对历史小说艺术地再现明末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惊奇不已。从1957年写到1999年，姚老的写作持续了四十多个春秋，真是一个“马拉松”作家，我真想一睹姚老的风采。

1994年，我因要主编《劳动报》新创办的彩色月末刊，到北京约稿。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同姚老关系甚好。为了有机会拜访姚老，我带上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到姚老家后，姚老仔细听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询问了徐先生的近况，随后便回忆起当年同徐先生在大厦大学共事的情景。那时姚老任大厦大学文学院代院长。他还让我录了一段问候徐先生讲话录音，带回上海。今天重新听录音，当时的那情景宛如眼前。

提疑问终成忘年交

记得那天下午，我如约到姚老家拜访。眼前的姚老满头银发，连眉毛也是雪白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睿智。环顾客厅，中央高悬着他亲手书写的斋名“无止境斋”，骨力洞达，肌腴筋健，韵味无穷，具有极浓的“书卷气”，也透露出这位老作家学无止境、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让吾辈敬佩不已。姚老说，现在一般已不外出参加会议，闭门谢客，抓紧时间写完《李自成》第五卷。

我曾拜读《李自成》一、二卷，对姚老掌握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十分敬佩。因此我萌发了读《明史》和清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等史料的兴趣。但未找到《李自成》中牛金星的奏疏和李岩等人的诗文。于是我问姚老这些东西是从哪些野史中挖出来的?这个问题，久积于胸中，那一刻我脱口而出。

姚老特别高兴，他做了个握手的动作，笑道:“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我追问:“还有谁提过此问题？”他答道:“第一人是大文豪茅盾。这些诗文奏章把茅盾也蒙过去了。一次在文联开会，茅公问我，那些诗文奏章从哪里搞来的，我怎么没见过。其实这些东西大都是我根据当时情景编撰的。”听了这番话，我感到荣幸和惊异，荣幸的是我的疑问竟与茅盾相同；惊异的是奏章诗文要求很高，姚老不仅撰写准确，而且符合明末文人的用语习俗，显示了这位学者作家非凡的国学功底。

我的提问打开了姚老的话匣子，在与我交谈的三个多小时里，他讲了毛泽东保护他的全过程，谈到邓小平关注《李自成》的创作等情况。姚老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必须克服困难，珍惜时间，坚韧不拔，下苦功夫。这几句普通的话，要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呢！我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这部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后来比较顺利，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写下去！每天凌晨3时左右起床写作，多年来已成为我的习惯。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人要耐得寂寞，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人们也就会承认他、记住他。相反，耐不得寂寞的人，会心存浮躁，哗众取宠，热衷于出风头、赶时髦，不会有大的成就。”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姚老谈笑自如，我见晚霞映红了书斋，便起身告辞了。

走出姚老书斋，天边的彩云映红了宽阔的复兴门大街，清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心里热乎乎的，回想姚老的话，我感慨千万，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读书虽然是没有钱的，但读书是有用的。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记者和作家。姚老还惠赠我一条幅，上书“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我将此条幅悬挂在寒舍的墙上，作为永远的警策。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百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明王朝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好景不长，进城4l天后由于起义军将领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加上吴三桂勾结满人入关，起义军狼狈出逃，李自成变为悲剧人物，这段历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热点。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荣辱，全都与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紧密相关。据说姚雪垠是“文革”中经毛泽东保护的中国唯一的作家。那时毛泽东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不久许多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被打成毒草。姚老的《李自成》第一卷写了崇祯皇帝、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可以说将毛泽东批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全了，当时比他有名气的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毛泽东为何会赏识《李自成》，还亲自出面保护姚雪垠呢?

姚老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领导人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