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香港《大公报》的文章，一时举国哗然，万民激愤。

这便是“高陶事件”。这不亚于一声晴天霹雳，使得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1949年母亲抱着沈宁照于香港。供图/沈宁

“冤家”结亲家

陶希圣“回归”后，陶家在重庆安定下来。沈宁的母亲，也就是陶希圣的长女陶琴薰也正是在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

在这里，她和同学沈苏儒相爱了，但两人却对这段恋情能否修成正果惴惴不安。原来，沈苏儒是著名亲共社会名流沈钧儒的幼弟，而陶希圣却一直和他政见不合。

早在1937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战略会议，陶希圣和沈钧儒都在应邀之列。当时，沈钧儒是上海的著名律师，陶希圣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但因政治立场相左，两个人每逢开会，就要发生争吵。

有一次会上，两人争吵得很厉害。散会之后，沈钧儒拉住陶希圣说:“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陶希圣马上恭敬地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沈钧儒点头说:“以后希望你我之间客气些才好。”两人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