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空军党委的决定，为了加快飞行部队的发展，沈空依靠自力更生，先后组建了两个飞行师。之后，又奉命调出两个飞行师支援兄弟军区空军。在向外输送部队时，曾国华强调：不准留干部和技术尖子，缺的干部和技术装备要配齐，保证做到走者愉快，接收单位满意。在调出的部队中，也有曾国华当兵的儿子。部队首长建议留下，因为去新疆太远。曾国华坚决不同意：“小孩子当兵离家远点怕什么，留在身边没有好处。”他的儿子乖乖地和部队一起去了乌鲁木齐。

１９６５年初，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队军衔制的决定开始实施，军队的干部级别要改定国家行政级别。干部部门转来空军对曾国华定行政７级的意见，他说：这种事只能听领导“打分”，总不能拿“老本”、“资格”去比去争吧。按当时规定，副军级、少将定７级，曾国华是正军级、中将，可以定６级甚至５级。但他坚持定７级，这样每月薪金将减少１００多元。这件事在沈空机关成了干部改定行政级别的无声动员。有位正团级、上校部长说：我的薪金减少６０元，看看曾司令，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政治漩涡

林彪对１９６４年全军大比武表示不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林彪在与总政领导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各项工作要为政治工作让路”。这些话传到部队以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曾国华就不再理直气壮地抓部队训练了，下部队也号召学毛主席著作，在机关则讲突出政治。

１９６７年，中央军委指示：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沈空机关、部队在社会上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曾国华面对社会动乱、机关常被造反派组织冲击，甚至被“占领”的非常情况，一再要求军、师领导：部队“支左”一定要和大军区保持一致，否则，会把部队搞乱；作战指挥等要害部位不能被造反派冲击，否则，后果难料；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派性，否则必然被动。沈空各部队在“支左”中是团结的，内部是稳定的，保证了国土防空和战备训练的正常进行。

１９６８年，沈阳地区实行“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有所缓和，但部队内部因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而紧张起来。机关一些领导干部情绪凝重，有一种近乎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３月，曾国华去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京第二天，谁也没有想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突然发生。因为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曾国华和与会同志都很紧张，纷纷表态划清界限。吴法宪要求与会人员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说清楚。曾国华在这些方面比较干净，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但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中午，一位军区空军司令员回房间休息时见桌上有一纸包，就问服务员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像章。把“毛主席像章”说成“东西”，这位老红军顿感“有罪”，整整一个下午到处“请罪”，谁劝也不行，吴法宪出面劝说“不知者不为罪”也没有用。就因为一句无意之言，精神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