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南方周末》6.7)赵蕾
北大毕业生“崛起”
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数量正呈上升趋势。作为一个群体，北大毕业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未来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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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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