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以后，西藏各方政治实力集团的对立状况大致是：

1、达赖与土登贡培为主的实权派。

2、孜本龙厦为主的亲汉派（包括三大寺部分僧人）。

3、赤门噶伦为主的保守派。

达赖在世时，实权派站绝对的上风，但1933年底达赖患病不治，很快去世，西藏政局马上发生急剧变化，实权人物土登贡培在与龙厦的权力之争中败北而被流放。在这之后，龙厦与赤门的权力之争也进行的十分激烈，其中还伴随着龙厦倡导的一次西藏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性民主化改革，这个改革还被历史学家称为“求幸福者同盟运动”，龙厦的改革自然遭到比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更激烈的抵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③p934—935

按社会各个层面的角色互动关系来分析，十三世达赖进行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直接参与的角色无疑都是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西藏上层人物。就人数众多的农牧民与普通民众而言，改革对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身处改革的边缘，受其身份及教育、环境等等条件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主动参与改革，不过拉萨的普通民众对上层的政治动向倒始终加以冷静的观察，当时街头流行的政治童谣即为民众的意念的表达（这里也不排除一些政治家借童谣制造舆论）。［7］这些童谣反映出改革对民众的利益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好处，因此民众只对具体事件和参与事件的主要人物感兴趣，并根据其言行加以幽默式的挖苦或赞赏。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说，十三世达赖的改革虽然波及面较大，但对于社会学中所说的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有不同的作用。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是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创建的词汇，主要用于研究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群体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民众作为外局群体的主要成员无论在利益的收益、分配上还是在社会生活的交往取向上都没有主动权，这就容易造成外局群体对内局群体的名声、行为的认同和理想化，如果内局群体成员一旦其行为违背了理想模式，则会产生外局群体对内局群体的 “贬损化”（denigration）。从拉萨童谣的多数内容看，挖苦性、贬损性童谣居多，我们据此或可断定当时的改革造成外局群体渐渐散失对内局群体的理想化，也就是说，改革对并没有获得群众的重视，相反，在改革中所伴随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并造成民众对权贵甚至活佛崇拜的失落。有关达赖和班禅斗争的童谣就说明这一点，该童谣把班禅与达赖分别比喻为喜鹊和布谷鸟：“无人不识的喜鹊鸟，长一身黑白相间的羽毛，待到布谷鸟来临，我们再慢慢地讨论商量。”字里行间颇具有讽刺性。

摘自《西藏民族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