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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在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的当年，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先后占据了吉隆、聂拉木、宗喀等地③（p846—847）。清廷虽然表示不容廓尔喀嚣张，但因被太平天国战事拖累，无法调拨兵员，加上十一世达赖喇嘛此时病重，最后在驻藏大臣赫特贺主持下，西藏地方与尼泊尔议和，被迫签订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使藏族人民备感屈辱。
以上两次战争虽然都不是发生在十三世达赖时期，但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十三世达赖亲政时期。尤其是西藏与尼泊尔的十项条约中规定每年西藏地方政府要向尼泊尔交纳一万尼币，给西藏财政造成负担，另一规定则使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还在西藏拥有类似西方在中国所具有的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尼在西藏的这两项特权一直延续到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
第三，复杂的政治局势是促使十三世达赖立意改革的前提和直接动因。
从1895年开始， 岁的十三世达赖上台亲政，在他执政的时期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对西藏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更无暇顾及西藏；另一方面，西藏处于英国的威胁和俄国的利诱之中，使年轻的十三世达赖深感政治的险恶；再一方面，西藏内部的局势更为复杂，在他之前的几位达赖都是英年早逝，这其中不排除政治上的权力争斗。十三世达赖刚亲政时也遭受到“第穆事件”的困扰④（p44—45），这一事件对他的一生都影响很大。几乎与第穆事件发生的同时，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又遇到十分棘手的事情，即瞻对之争。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议，认为英国人与俄国人交窥藏地，蓄意已久，提出西藏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加上当地民众对拉萨嘎厦政府所派官员十分抵制，要求把瞻对重新划归四川，并对川地藏区进行改土归流，此事引起西藏地方与四川总督的争执。西藏方面还对历来由驻藏大臣管理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八旗提出重划方案，要求归入西藏管辖。这种内部争执暴露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已具有对清廷不满的态度，这种态度对十三世达赖足以产生相当的影响。1904年康区再度爆发地方争执事件，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进行改土归流被藏区人民误传为其欲借洋人天主教会之力灭绝佛教，引起众怒，他本人被当地头人杀害，由此四川提督马维麒进康区“剿办”，1906年赵尔丰又率领军队“平乱”，并进行川藏交界一带地区的改土归流。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方面来看，赵尔丰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解决瞻对一带藏区受拉萨嘎厦政府所派官员的苛刻管理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较快地稳定了社会次序，对英国准备从察隅渗透的阴谋也起到扼制的作用。但在当时，西藏方面则认为赵尔丰损害了嘎厦的利益，对其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在清朝政府方面，其对于1904年十三世达赖出走蒙古之事处理欠妥，以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封号作为惩罚，此事又引出1905年西藏嘎厦及三大寺僧俗官员集体向清政府请愿，要求皇帝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随后清政府召见十三世达赖时，又有大民族主义的态度，让十三世达赖先在青海待了整整一年才准其入京，这极大地伤害了十三世达赖及其领导班子的自尊。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十三世达赖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发生改变，从对抗渐渐转为利用。在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派出使者访问英、法、美、德、俄等国的公使馆，各国使馆人员也借机回访十三世达赖。十三世达赖的这种姿态表明这位年轻的西藏地方政府首领开始改变过去西藏官员过于封闭的状况，他本人在与外国人员的接触中对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为其后来发动改革埋下了伏笔。④（p911）
第四，1906年——0910年，张荫棠到西藏“查办藏事”及联豫“新政”对十三世达赖也有相当的影响。
张荫棠是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官员，1906年向中央提出治藏新政被采纳，当年以副都统身份进藏，调查驻藏大臣及部分藏官在抗英战争时的恶劣表现，上报后清中央发文加以惩处。张荫棠“查办藏事”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很快获得藏族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他随即在西藏推行其治理政策，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交通、工商、学务、农务、巡警等机构，任命两位噶伦总体负责，据有关材料揭示，由于农务、盐茶等局给西藏财政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而一直延续到1959年为止③（p911）。1907年，张荫棠调离西藏，接替其“查办藏事”的是驻藏大臣联豫，联豫不仅沿袭张荫棠的治藏措施，而且还有新的举措，如创办藏文、汉文报纸，设译书局，开办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蒙养院（启蒙小学），等等，在当时也产生影响。不过，张荫棠和联豫在推行“新政”时，有大民族主义意识，试图以汉族的孔孟之道教化藏族群众，忽视藏族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其改良藏俗的做法是很难被藏族群众所接受的，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失败。
第五，1910年达赖出走印度，在印度的见闻成为其日后改革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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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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