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