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

然而，斗争依然是艰巨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他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为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中央主导权开始转向了邓小平这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回首往事，著名学者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历史的检验考查才看得出其真正价值。1998年北京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影响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最重要的文章》，被列入开篇之作的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此文的发表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从此，“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它犹如一株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