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象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反对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 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种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也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情已如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不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保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

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敢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藉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侍侯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证蒋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