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通讯》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士”的姓名。所有发言者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与会专家学者”命名。

批判要点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

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

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既然上纲这么高，《通讯》图穷匕现了:

“与会的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

厉有为看到这些大批判，一下子懵了。京城的水如此之深，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一不留神，就要把他这个“封疆大吏”淹没了顶。

为什么这些“理论界人士”下手如此之重？我和凌志军写的《交锋》曾经对批判者的动机做过如下分析:

一是这些人选择厉有为作为突破口，经过缜密的考虑。厉有为的官不大不小。官不大，批起来风险小；官不小，批起来能震动。这些人要的就是震动，要吸引各界眼球。二是厉有为的看法在当时有代表性，狠批厉有为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三是十五大即将召开，批判者力图通过这些舆论给中央施加压力，影响十五大决策，使私营经济政策发生倒退。

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到底说了什么？

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概要:

一、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的无效投资高达6800亿元，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发挥作用。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达461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182亿元，平均年亏损近40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人猛醒。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什么所有制最先进？传统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有人认为公有与私有水火不容。实践证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有共存和融合的一面。什么所有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什么所有制就最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