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厉有为，是《交锋》一书出版两年之后。

2000年春天，厉有为来京出席“两会”，住在京西大观园酒店。我去看望他，谈起1997年那场风波，他还是义形于色，愤慨不已。谈话间，他也披露了一些外人所不知的内幕。

1996年秋，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来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厉有为从百忙中脱身出来，有了这样一个静下心学习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他哪儿也不去，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两点一线，集中精力阅读、思考和写作。

厉有为阅读与写作，与实际工作结合很紧。当时的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总是被所有制问题绊住脚，他想努力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在3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写了4篇文章。11月20日完成的第4篇文章，就是引起争议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里，厉有为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临毕业，党校老师建议用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班主任还决定让厉有为做论文交流。厉有为在两个学员班上宣读了论文，引起热烈反响。老师和同学都向他要这篇文章，他在送给大家的文章上加了一句话:“此文章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小范围传阅的文章，却激起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大风波。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北京各界广为散发。大批判文章后面，附上了厉有为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并说此文是一篇“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批判厉有为的话十分吓人: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于屈居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键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做坚决的斗争。”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发行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这个理论研讨会是1997年1月18日召开的，据说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