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除了众所周知的伪满洲帝国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外，还有本文介绍的这几个伪政府。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