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委派乔冠华、翦伯赞等人去请他写一篇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文章；郭沫若为什么在写好之后要请董必武审阅；郭沫若在文章中为什么对崇祯和李自成不褒不贬、又褒又贬，各敬一炷香又各打五十大板；这篇疵点多多的文章，为什么《新华日报》刊出后，《解放日报》还要全文转载，大造声势，俨然把郭沫若当作自己人。而选择在崇祯自杀的那个日子发表文章，使人觉得此文是一篇崇祯忌日有感而发的纪念文章，与国共两党的斗争无关，作者是置身于两党斗争之外的。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他既惶惶不安，又窃窃自喜。当然，喜的成分要多一点。他知道，到时候即使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他也不必由于此文受到共产党的热炒而担忧。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是一边倒的，何况你根本就从这篇文章中找不到任何影射什么人、影射什么党、影射什么事的字句。郭沫若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郭沫若很会逢场作戏，也喜欢逢场作戏。他曾经对陈明远说过："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北伐开始之後，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麽谈什麽，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可以说，《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典型的戏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所在地。共产党的机关报能在重庆出版发行，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对国民党冷嘲热讽的文章，可以在那里公开发表，既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的外强中干和不得人心，也说明了蒋介石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还不敢公开抗拒，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不敢公然禁止。

五年之后，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仓皇逃离了大陆，在台湾度过了他的余生。郭沫若则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和科学院院长，登上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则留给了后人许多的思索。更多历史内容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