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其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五，永恒的秘密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

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 “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 …… （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 ‘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至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 “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