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出卖

“卓娅是女游击队员”这一说法最早来自《真理报》记者彼得·李多夫的报道，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卓娅牺牲的彼特里谢沃村采访时，听到了一个“女游击队员”的故事。他的报道发表后，卓娅的战友克拉依诺夫等人才得知她的下落，他们都曾是内务部设在莫斯科郊外的那所特工学校的同学。这是个绝密单位，学生一入校便接受残酷的训练，包括模拟被捕后酷刑下坚不吐实训练，绝对不允许生还。这类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孤儿或单亲家庭子女。

卫国战争爆发后，学员们按照西部战线集团军司令部分配的任务，活动在莫扎依地区的战场上。1941年10月中旬他们接到命令:烧毁驻扎在莫斯科郊区乡村的德军营房，骚扰并伺机消灭敌人。学员们为此组成了两个分队，每个分队包括10个人。但在彼特里谢沃村10月22日当晚的行动中只有3人参加，他们是卓娅、克鲁勃科夫和克拉依诺夫。卓娅的任务是负责烧掉村南的目标，克鲁勃科夫负责村北，而克拉依诺夫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者则自选了村子中央的目标:德军332团的团部。但他完成任务后却一直没等来另两个同志。后来克拉依诺夫说:“1942年1月15日红军解放这个村子并且发现了卓娅遗体后，我才明白了一切。后来我见到了克鲁勃科夫，他说他一进村就迎面碰上了德军，于是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他还说当他返回我们约定集合的地点时，被德军抓获但后来趁机逃脱了。当时我就感到奇怪:他怎么没提卓娅？”

而更多被隐瞒的真相是:卓娅被捕是因为叛徒出卖。在审讯瓦西里·克鲁勃科夫的法庭案件卷宗中，他供认:“当我走近分配给我焚烧的德军营房时，我就看见卓娅和克拉依诺夫下手的目标已燃起大火。我也走到德军营房前并抛掷了燃烧瓶，但并没起火。这时我看见两个德军走来，于是我撒腿就往村外树林跑，可这两个德国兵追上来抓住了我，并把我带到他们的军官那儿。那军官用手枪顶住我的脑门，要我招供同伙是谁、在哪儿。我当时就坦白说我们一共有三个人，另两个分别在村南和村中央。很快卓娅就被带过来了。军官下令拷打她要她招供，她拒不回答。德军剥光了她的衣服，午夜之后两三点之间还用橡胶棒抽打她，但她光是反复说:‘打死我吧，我反正什么也不会说！’她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也没说，只说她名叫‘丹娘’，她被带走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经过长期审讯后，克鲁勃科夫被军事法庭宣判为变节叛国罪并处决。那时苏联当局不想在这事上投下阴影，更不愿暴露内务部人员的变节问题，因而长期未公布有关叛徒的情况，这页历史在尘封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解密。

卓娅之死

卓娅受到残忍折磨的细节多年来也一直秘而不宣。卓娅被捕后，遭到德军的蹂躏。第一轮审讯后，赤足和只着单薄衣服的卓娅被带到一户名叫沃洛宁的农人家里，德军第332团的团长留捷列尔中校亲自审问她。后来这家女主人叶芙多吉娅·彼得洛夫娜·沃洛宁娜作为见证人接受彼得·李多夫采访时说:这次审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卓娅在回答有关其同志、其游击队的基地及其领导人的问话时，总是一概说:不，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而她称自己叫“丹娘”——这是她向来崇敬的那位国内战争时期的女英雄的名字。

恼怒的德军团长下令让士兵们用皮带抽打卓娅，足足抽了有200多下，但她仍一声不吭。随后她被押送到瓦西里·库利克家，这里住着26个德军士兵，对她又是一番彻夜地摧残……在昏迷状态下卓娅要水喝，德寇却打翻了库利克给她端去的杯水，又将点着的煤油灯凑到她脸上去烧她。后来其他德寇去睡了，站岗的哨兵又将她拉到雪地里赤脚走了一个多小时……

清早，卓娅又被带去受审，但敌人仍一无所获。最后，敌人让给她穿上短衫和受鞭打时穿的裤子及长袜子。她原来所有的御寒衣物全被德军们分光，靴子也没有了。当德国军官让女主人给卓娅穿长袜时，她的双腿已被冻得肿胀，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穿上。德寇们在卓娅的胸前挂了一块木牌，写上“纵火犯”的字样，将她带往广场处死。

卓娅推开两个架着她的士兵，从容地走向绞刑架，她的周围全是德军官兵，他们还驱赶来了全村的老百姓观看行刑。在牺牲前卓娅高呼:“我们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有两亿人，敌人不能把我们都绞死！人民会给我报仇的！德国鬼子们，你们现在投降还不算晚，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接着卓娅又向彼特里谢沃的村民们发出号召:“你们大家要勇敢，要起来斗争！痛打法西斯，烧死他们，毒死他们！我这样做死而无憾，为自己人民而死是幸福的！永别了，同志们！斗争呀，别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