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

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

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在发动了持续数年、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 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经历了一番曲折。仅从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多年以来，托洛茨基集团一直被看作是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然而，在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对托洛茨基的注释中，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列宁是非真”；第二，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第三，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的表述。（《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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