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是和谐社会，去酷刑，自然顺理成章。但洪秀全造反之后，必须重典治乱，咸丰皇帝不得不授权督抚，可对叛党“就地正法”，可频频使用凌迟威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为保三军性命，只率总理曾仕和和监察委员黄再忠独入清营，向成都军区司令骆秉章投降，咸丰遗孀慈禧传旨，“就地正法”，骆司令选择了凌迟。行刑时，刽子手先割曾总理一刀，总理痛得狂叫，石达开呵斥说，咋就不能忍受须臾之痛！曾总理听罢，咬紧牙关，没再喊叫。最后，石达开被割100刀，始终凛然无声。四川民政厅长刘蓉记述：“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可见，石达开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一系列严酷杀戮，自然解决了南方动乱，但余害不浅，与现代法理不容，国家形象也十分糟糕，于是清末大法学家薛允升大量援引陆游、王明德、钱大昕，再次呼吁恢复汉唐，从《大清刑律》中剔除凌迟。

话至此，俺们可以发现，废止凌迟的思路，古已有之，并非伍廷芳和沈家本临时独有，后者是在一个合适的契机里，完成了窦俨、陆游、王明德、钱大昕、薛允升的未竟事业。另有一处也可圈点，乱世中，慈禧曾用凌迟杀人，很见效，但同样在乱世中，她没再犹豫，永远废除了这种酷刑。而对《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批复，慈禧写得相当策略，力挺改革派，也于守旧派无碍——

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呵呵，咱不管她老人家怎么说，反正自1905年4月起，使用了1355年的凌迟酷刑，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