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过去，康濯走了，丁玲、陈企霞走了。当年领导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周扬也走了。我想，揭开新中国文坛第一场运动的内幕，对领悟半个多世纪来历次文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该是有益的吧？

□摘自《世纪》

2008年第4期 石湾 文

从“不过是个开端”扩展成一场运动

就在丁玲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同期《文艺报》上，还刊出了该报记者的《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多数与会者对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严厉批评。丁玲则在座谈会总结时强调:“类似倾向的影片，我以为还有不少。今天这个会，不过是个开端。”

几乎与此同时，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报告时，要求学员们“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危害人民的东西”。那些天，她以批判萧也牧为代表的 “创作倾向”为契机，在讲话中公开点名批判了朱定的《关连长》、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卢耀武的《界限》等一系列 “坏作品”。

就这样，在丁玲不断的发号施令下，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2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在“读者中来”栏目中，还发表了一位名叫“姜素明”的文章，指出 “在对于萧也牧的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沉默。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我以为主要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很好地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线，他们把刊物当作自己少数人的事，而并非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趣味和‘尊严’高高地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

这就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文学》，甚至指向主编茅盾。在对萧也牧“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保持沉默，“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过问”，这也只有茅盾先生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