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丁玲在复出后曾慷慨激昂地讲过一番话:“ 被‘四人帮’打过的，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里清楚，有的人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二十多年的全国大报小报，杂志、书籍，千万篇文章，大批特批，还不臭吗？”这“被我们自己人划”为“极右分子”，在“五八年被打倒的人”，萧也牧就是其中之一。

自丁玲的公开信一发表，萧也牧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对他 “创作倾向”的批判，甚至延伸到他所在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康濯在丁玲的怂恿之下，发表了题为《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试图与萧也牧划清界限。连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都这样颠倒黑白来批判萧也牧了。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深受感动，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

在文章中，萧也牧在回顾了《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情况时，“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最后，说出了憋在心里整整五年的话:“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

反“右”开始时，这位遭到中国文坛第一棒喝的人，自然难逃厄运。主持《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被打成了‘右派’，他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出来，这就成了把萧也牧也划为右派的证据了。“文革”中，造反派又翻出这旧账来批斗他，折磨他。后来他活活被造反派打死，埋在一个乱坟岗上。

萧也牧的死，令文学界的朋友们扼腕长叹，悲愤不已。尊萧也牧为“恩师”的浩然就曾惋惜地说:“他遭了大难，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1979年萧也牧冤案平反后，他当年的同事张羽、黄伊编了本《萧也牧作品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请康濯写序。康濯在序中，痛心地提到了当年的批判，说:“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那是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偏向，并也可能开了先例，以致后来某些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未能健康地发展，怕也与此有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该也是我们文艺批评可接受的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