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还多次“无耻地要求”我们造一个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时，他“竟要我们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第52页)在林县城关公社大菜园大队要“做一个打架的场面”，甚至诱说，“先摄一个打架的场面，然后再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镜头，意思是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思想问题。”(第178页，第164页)在苏州，他“甚至要别人制造调解纠纷的场面，供他拍摄。”(第155页)

这里同样要多打个问号，我们会不会因为要拍电影而让要跳舞的女学生把裤子换成了裙子？我们是否新刷了墙壁，新刷了标语？为什么安东尼奥尼非要打架镜头，而且不忌讳是摆拍？

从安东尼奥尼的“卑鄙手段”来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认为并力图捕捉的“真实”。有一例可为证，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时，特地跑到一家银行储蓄所二楼的办公室，撕破窗帘藏起摄影机，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们不解地问，“这是什么‘真实’？”(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0页)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说的，“在中国，一个影像只要对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实的。”

难怪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安东尼奥尼在离开中国之前说，“意大利反映现实的方式与中国不同，如果按着中国方式反映现实，我拍的电影就成了中国的宣传品了。”(祝诚:《安东尼奥尼的“新现实主义”是什么货色》，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