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建议是把每组同音的字留一个。这样如果不分四声,只需要400多个字。即便分四声,也就是1300多个汉字,把它们用词连写的办法来写。有人实验过,这种音标式的汉字大体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于视觉,完全改变汉字的用法,违背了习惯,使人读起来非常别扭。

还有一种方案主张“系统类推”就是要把约定俗成的简化字加以局部修改,有系统的简化汉字。例如“擬、礙、癡”三个字的声符都是“疑”,而“擬”的简体是“拟”,“礙”的简体是“碍”,“癡”的简体是“痴”。假定采用笔画最少的“以”作为声旁“疑”的简体,那么“擬、礙、癡”的简体就是“拟、碍、痴”。虽然这样没有打乱原字的形声系统,认识字的人可以从繁体字类推辨认,但“碍”、“痴”等简体字在民间已经流传甚广,不管它多么没有系统总是人们熟悉的,如果按照“系统类推”来改反而会感到别扭。

其实,对于汉字的简化人们早已形成了一个“述而不作”的原则。

简体字不是专家们闭门造车的结果。早在宋元时期平民社会就流传着一种通俗的简体字。这些字被称为“俗体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许多文人视为鄙俗。但它们在民间应用极广,人们在记账、契约、书信,甚至话本小说里常常会写俗体字。

上世纪三十年代,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上小学。对着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天一笔一画地写那些少则十几画,多则三十多画的汉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时,王理嘉经常会在店铺的招牌上,家人的书信中,甚至老师私下的便条中看到这些俗体字。他想,如果在作业中,也能写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写成了俗体“费”,结果受到老师严厉地批评。时隔70余年,王理嘉至今记忆犹新,“在老师的眼中,写俗体字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虽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体字的发展已势不可挡。上世纪二十年代,当人们开始着手简化汉字时,这些已被公认的俗体字成为首选。

1935年8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选定了在民间流传最广的324个俗体字,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准备从次年7月起把它们编入小学课本。但这区区324个简体字,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尤为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要求取消推行简体字,甚至称推行简体字是比亡国灭种还可怕的事。在一干遗老的反对下,1936年2月公布还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了。

虽然,这次由政府出面的简化字运动夭折了,但是它树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则成为日后人们进行汉字简化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