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立,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新文字的热情。

相比之下,简化汉字的研究则显得有些“门庭冷落”。记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中看到,全书50多篇文章中,涉及汉字简化的只有6篇。

流传几千年的文字和读写习惯,说改就改,谈何容易?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先从简化汉字着手进行中国的文字改革。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曾这样说:

“现行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

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中，农民在田野上结合生产内容识字。

述而不作

文字变化牵扯面广,如何简化汉字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汉字简化工作开始后,各方面的意见和构想就涌向了文字改革协会。刚刚解放,人们普遍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对于文字工作的构想和方案也颇为大胆。从那时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提交给文字改革协会的改造汉字方案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种方案建议把汉字改造为“新形声字”。例如,把“京”字定为“鯨、景”等字的声旁,类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为声旁。如此类推“涼、諒”等字的声旁改为“良”自然很合理,但这样一来 “涼”变成了“浪”,则与“波浪”的“浪”一样了。如果要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个比“良”更合适的声旁,就更难了。

于是,有人又建议把声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夹杂在汉字内更不容易辨别,字的样子也很难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声符不同的,把声符改用字母拼写,字形上就更无法区别了。如此一来,改得非驴非马,反而会增加识字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