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