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的领导成员中有萧华(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萧华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此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批。原来的萧华同志不再参加了。”

这时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谢富治再次被任命为组长。当时戚本禹还被任命为副组长，过了没多久，他也被揪出打倒。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组织机构几经改组、扩充，工作人员也就不断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一个时期还在专案组之外成立了若干个“外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局部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自首叛变”的证据，仅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

专案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出或清除出专案组，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等下令将公安部调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具体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为“右倾”，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于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月27日下午，谢富治又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一位专案人员的笔记本上就记载着谢富治这样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情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要康生分工负责刘少奇一案，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生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生情绪一度不太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划框框、定调子，然后要专案组搜集材料。稍不如他们的意，轻者批评、整顿，重者调离、关押，一直到按他们的旨意行事，达到他们的要求为止。

江青一伙不择手段制造伪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没有一项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他们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和毛泽东，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有意迫害，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到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