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 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 ：“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 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件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 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 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 ”，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 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 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 “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 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 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 ○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该专案组的内部文件中，也是几 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以后才结束 使命。这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5 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 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 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反映。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的领导成员中有萧华(当时任总政 治部主任)，不久萧华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此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 亲笔写了一个便条：“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 光美专案小组。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批。原来的萧华同志不再参加了。”

这时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谢富治再次被任命 为组长。当时戚本禹还被任命为副组长，过了没多久，他也被揪出打倒。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组 织机构几经改组、扩充，工作人员也就不断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 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只参与了某 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一个时期还在专案组之外成立了若干个 “外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 合工作或参与局部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 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自首叛变”的证 据，仅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