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谢富治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件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该专案组的内部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以后才结束使命。这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