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