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安化县城。由于饥一顿，饱一顿，我们很饿。一天清晨，我们身无分文走进一家茶馆，叫了茶和早点。吃过之后，我们商量如何去付款。我建议毛泽东留在那里记日记，我则到街上看看有什么法子。

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只讨到21文钱。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讨来的钱买些纸，然后写些对联，送给店主，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主看了对联后，面带笑容地递给我4个铜板。我如法炮制，返回茶馆付了款。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到了益阳县城。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县长告示，我认识县长。我们俩决定去看看他。

我和毛泽东找到了那个威严的衙门，向门房递上名片，并把毛泽东的名字写在上面，请求通报。门房仗势欺人，见我们是叫化子，硬是不愿进去通报，还粗暴地撵我们走。

终于有一位长者进去为我们通报了县长。县长张康峰先生吃惊地问道：“肖先生，出了什么事？你们哪里来？”

“我们从长沙来。”我把我们的想法与经历告诉了他，张县长款待了我们。3天后，告别时，张县长又送给我们4块钱以备急用。

四五天之后，我们的行程结束，回长沙去了。　　

摘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