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
2008年02月27日 09:39文摘周报 】 【打印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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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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