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 “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 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