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１９７２年１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１９７２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１３０毫米汞柱、低压８０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１９７２年１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１８０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１００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１月１０日下午３点，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抗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１月１８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医护人员不敢疏忽，这样就惊动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１月１８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Ｘ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

政治局第一次讨论毛泽东的病情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毛泽东之所以在病情转重之时仍然固执己见，其原因似乎与他多年形成的反对小病大养的思想有关。后来，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毛泽东才改变了对疾病的消极态度。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周恩来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和医护人员的想法一致，都担心毛泽东的肺炎有一天会引起心脏的病变，如果一旦引起心脏病变，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Ｘ光胸透两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