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对朱家骅的斥责及中训团开学典礼讲话，国民党官方文献未见收入，王子壮的记载可以聊补此一缺失。

那么，发生此事的原因何在？王子壮这样认为:“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种责备。”所谓英雄自喜之心，指好大喜功，这是蒋自身的弱点，而另一原因则是蒋的身旁缺少诤言，铸献九鼎正是两方面的原因互为作用的结果。

另外，关于献鼎的具体经办，王子壮认为责任并不全在朱家骅，蒋亦应负一定之责。王写道:“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报告请示，献鼎时则指定于训练团开学之时，彼(按:指蒋）并未有何反对之表示，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意盖谓‘知道了’，何以突然来此打击?谓其心绪不好亦不应前后判若两人……”此言意指蒋出尔反尔。

王子壮探讨了献鼎的成因，较之唐纵那样的一般性记录有所深入，但王并未抓住问题的核心，此即献鼎的性质。徐永昌提出了这个问题。11月18日，徐在日记中这样表示:“蒋先生在中训团却朱骝先等所献九鼎，此事关系太大。”为何关系太大?徐继续写道:“民四初闻筹安会之名词，以为袁总统会将赫然震怒……不意其渐至于自谋之。张勋复辟前，余亦以为断不会再有此胡涂事，卒至龙旗通衢，方觉果有此笑话出现。九鼎固微，然献者之心至危。”徐称蒋之拒献大快人意，结论:“谁曰我中华民国未进步。”

在这里，徐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铸献九鼎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类问题一并提出，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其实质并不在于耗钱费时，也不在于虚文无聊，而在于它是一项封建性质的活动。正因为徐的视角摆在这里，因此，徐把蒋之拒献视为国家的进步。

围绕九鼎而引出的争议，蒋是其一，朱家骅是其二，而第三个遭物议的则是九鼎铭文的作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

关于撰写九鼎铭文一事顾氏后来予以否认。此事本身并不复杂，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清理。1943年1月11日，顾颉刚日记记载:“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事也。”这是背景。1月28日顾又记载: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欲向蒋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刘)起釪所草，加以改窜”。

刘起釪当时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这就是说，撰写九鼎铭文这件事由顾接下，再由顾交刘起釪起草，最后经顾“加以改窜”而上交。所谓改窜，既是修改也是定稿。整个过程的确由顾经办，因此本文称顾为作者之一，这个定位应当可以成立。但由于顾的名气大，当时人们只知顾颉刚而不知刘起釪。

中共建国之后，这件事一度被视为顾的政治污点，对此，顾曾这样自辩:大学党部等决议向蒋献鼎:“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个记述，完全回避了“加以改窜”的事实。

顾氏继续写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顾之自辩归结为两点:其一，铭文出自刘起釪；其二，中共当时亦拥蒋。的确，在抗战时期说几句蒋的好话并不为过，中共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的此一说法，此一承认，较之“我士我工，载欣载舞”几句空话，肯定可以为顾做更为有力的政治开脱。

顾氏对九鼎铭文的下推(刘起釪)与上挂(中共)，无非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的反应，问题在于:这些其实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顾颉刚曾亲身经历五四洗礼，但却回过头来参预这种与五四精神完全背离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引起当时的知识界侧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