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京时，大家只是根据当时国内战场情况拟制了急需武器的清单，现在则需要对照苏联现有武器的实际，对方案进行调整。在实地了解了苏联的武器情况后，所有成员都感到事情并不像在国内时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是苏方出于诸多原因的考虑，卖给我方的武器有严格限制，不是所有先进武器都能采购到；二是考虑到国际上的反应，特别是日本方面的因素，除极少量武器（主要是个别飞机）准予直接投入战场外，大部分武器都是要将其零部件运到新疆的哈密或兰州组装，这就出现了零部件计价的非常烦琐的问题；三是苏方要求各种进入中国战场的武器，都要有非常透明的分配和使用计划，这更是在国内时没有预料到的，需要和国内不断沟通和协调。

从4日晚上起，大家便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头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连饭都是专人打到现场凑合着吃。经过两天多的紧张工作，终于在6日晚饭前确定了购买武器的种类和数量，主要有:两种型号的坦克100辆，包括当时最先进的“T-34”坦克；3种不同类型的火炮1300多门，机枪1400多挺；6种型号的飞机1000架（后实际交付985架），包括3种类型波里卡尔波夫战机、两种类型的SB二型战机和图波列夫战机；6000多吨战场急需的军械、汽油、器材、药品。

9月7日上午10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方部分人员。宾主寒暄之后，应斯大林的要求，杨杰团长首先介绍了我国国内的情况:“抗战爆发前我军飞机总数不过600架，两个月来被日军直接毁于地面的飞机就达400多架，我们的空军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现在日军的飞机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想轰炸什么目标就轰炸什么目标，想怎么轰炸就怎么轰炸，就连我们的国都南京都不能幸免。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我方军民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其长远的后果更是堪忧。”

杨杰讲到这里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插话:“在你们看来，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空中的轰炸？那么，还有没有比空中轰炸更大的威胁？”杨杰稍显迟疑后便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是的，现在我国军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每天都有工厂、桥梁、发电厂被炸毁。”杨杰还详细罗列了他所知道的几次轰炸惨案:“7月10日，日军对北平进行4次轰炸，造成我方4000多人伤亡；7月13日，日军轰炸天津，3000多人伤亡；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12000多人伤亡；8月中旬后，日军对南京实行连续轰炸，每天都有数百名平民死亡。”

全神贯注而又若有所思的斯大林又一次接过杨杰的讲话:“轰炸是可怕的，但比轰炸更可怕的，是你们内部的不团结。解决轰炸的问题苏联政府可以帮忙，可以向你们提供急需的战机、高射火炮，但搞好内部团结主要还是要靠你们自己。”讲到这里，斯大林露出欣慰的神情，“不过现在好了，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了，这一点很重要，只要国共两党真心合作抗日，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你们。--至于你们抗战急需的一些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我们将尽力满足。”斯大林的话音刚落，第一个露出笑容的杨杰站起来鼓掌。

因为任何援华物资、武器计划和方案，最终都还要斯大林拍板。会见中苏方其他成员对于援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避而不谈的情况，也给中方人员这方面的强烈印象。斯大林的表态，使参加会见的中、苏双方工作人员都松了口气，毕竟几天来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紧接着，斯大林详细询问了苏方工作人员援华方案的情况，并不时讲一些自己的意见，原计划不到半个小时的会见，一直持续了90多分钟。

12年后，在云南发动武装反蒋的杨杰，还经常对部下讲起赴苏采购武器的难忘岁月，他告诉部下:“社会主义不是'洪水猛兽'，抗战初期惟一支援我们抗日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未来的中国必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我对此坚信不移。”1949年9月19日，杨杰--这位在抗战初期最困难时期，出色完成赴苏武器采购任务，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下不朽功勋的爱国将领，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享年60岁。

斯大林会见考察团后的4个小时，即1937年9月7日下午3点，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国防部的要求，中方代表团提前1天，将苏方需要的侵华日军陆、空武器类型、性能和我方拟采购的苏式武器种类清单送交苏联国防部。

9月8日，在苏联国防部密切配合下，我方拟采购的40余种苏制武器种类、数量最后敲定。

9月10日，考察团随行按照各自任务性质，分成6个小组到莫斯科近郊苏军指定的几个秘密地点接受拟采购武器专业培训。几个小组中，空军组的人员最多，任务也最重。苏联空军教官和中国空军小组共约20多人，住在一个大型军用机场的宿舍楼内。飞行理论课在室内进行，时间安排很短，半天多一点，然后就到机场练习实际飞行，飞行动作完全按照《苏联军事操典》进行。在实际飞行之前，苏联教官引导中国试飞人员详细观看飞机的内外构造，讲解各个部件和仪表的性能、作用和操作方法，并随时对各种器械仪表进行示范操作，使试飞者能够了解自己将要使用飞行器的一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