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和王芸

编者按

1949年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了等待耕耘的土地，告别了年迈的爹娘，别妻离子，从解放区出发，冒着严寒酷暑，长途跋涉，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南方各省，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的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在60年的风雨征程中，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报曾于2005年9月至11月与山东省档案局联合推出过“山东南下干部的故事”系列专稿，如:《八路大军沙场点兵》、《南下上海的公安战士》、《南方剿匪逞英豪》等。近期，我们将再次编辑刊发一组“山东干部南下纪实”系列，以纪念“山东干部南下60周年”。

南下，对山东干部而言，不仅仅是离开家乡，也意味着告别亲人。对单身的而言，是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对已经结婚和有了恋人的来讲，就意味着夫妻不能厮守，情侣不能缠绵。尽管分别是孤独的，相思是痛苦的，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更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别离了相恋的伴侣和刚刚从战争环境中安定下来的小家。

突然神秘失踪的新郎

李士英，男，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48年9月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1949年带领山东公安干部南下接管上海公安系统，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军管会委员、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

王芸，女，1938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南下前担任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土改工作队队长。1950年春南下上海担任市妇联副主任。

王芸回忆:“我们是在延安认识的，是在陕北公学，当时他是指导员，我是学生干部，是学生总会的组织部长，他管我们。后来我们分别到外地工作，又陆续回到延安，他还在社会部，我在中央党校妇女干部训练班进修。1939年5月15日，我们结婚，把铺盖放在一起就算完了。因为从每个月初开始要劳动半个月，然后放两天假，所以我们在月中结婚。其实他那时是社会部派到我们学校搞保卫工作的，但当时我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告诉我。他是搞特科出身的，接受过系统的保密训练。刚认识时，他不暴露身份，骗我说他在干休所工作。我到干休所找他，人家说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社会部。结婚后，还是保密。1939年9月，他护送周恩来去苏联，什么也不说就走了。走了一个月以后，他的社会部的同事让我去取他留给我的一个小布箱子，里面有一个电筒、一支派克钢笔。那时几乎没有人有派克笔的，算是很珍贵的礼物了，但却片纸只字没有告诉我他去哪里了！一个大姐推测说是去苏联了，知道是这样，不知道也是这样！反正人是突然没有消息了。我懂纪律，不该问也不敢问，只能回头自己哭了一鼻子！那时我们才刚结婚3个月啊！也有人劝我:王芸，算了，你不如再找一个。我说人可以负我，我不可以负人。就这样我足足等了4年！1944年春天的一天，蔡畅大姐对我说:‘有卡车，你看谁来了？’我说:‘西安办事处的车啊，周副主席回来了呗。’大姐说:‘不，你到招待所去看看，是李士英回来了！’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接受锻炼。我去看他，他和李天佑在一起，对我很冷淡。我想刚结婚就分开，没有感情了。其实是那时延安整风刚结束，他不了解我这个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在干部审查过程中的表现。我就走了，还回乡下教我的书。蔡大姐就奇怪了，去找他，问:‘你怎么搞的，王芸没有过夜就走了？组织审查过了，她没有问题。’第二天他再来找我，态度就大不一样了，从这里看得出他对党的忠诚。1949年5月，李士英先行南下，一年后我也随队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