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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来信被基层扣压 刘少奇:给我一点通信自由
2009年02月25日 08:20老年生活报 】 【打印已有评论0

农民“秘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毛泽东、刘少奇等高级领导干部,很难直接听到基层群众的声音了。了解下情全靠听汇报、看材料,常常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情况。

这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安湖乡农会主席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

有去无回

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懒。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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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禹康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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