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更卖国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3/5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那个象马桶一样狭小的小岛上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楫唐、王荫泰、汪时景、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睿…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葚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位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典型如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土待之，当不以国土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县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的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精英”汉奸里，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内，都是明里担当伪职的同时，暗地里又脚踩国民党、共产党两条船。

这些“精英”汉奸们，革命时可以气冲牛斗，卖国时可以妮妮道来。他们一切都可以算计，只要有足够高的红利，哪怕纵火烧了大半生历史的房子，只为是煮熟眼前的几个鸡蛋。

(《100个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版胡平/著)